中级经济师刘大鹏老师

社会中上层的高薪

在古代，官员是当之无愧的高收入阶层。以清朝来说，官员的俸禄包括白银和大米，其中一品文官白银180两，九品白银33两。雍正以后，官员有“养廉银”这一合法津贴，通常是俸禄的几倍，乃至几十倍。

拿所谓的“七品知县”来说，他们的年俸是白银45两加大米石，约合白银90两。而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有600—2000两。依照张仲礼《绅士的收入》一书所说，加上附加税“火耗”等，一个知县的年收入有白银3万多两。但这些收入很多都要贿赂上级，真正到手也所剩无几。

读书人就是当不了官，一直做教书先生，工资也相当可观。大学者到书院去做“山长”(校长)，通常一年有几百两收入。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重建了南京的钟山学院，给予山长的待遇是年薪984两白银，包括正式工资、伙食补贴，以及过节费。

晚清山西士绅刘大鹏的东家也很不错，给他开了白银100两的丰厚报酬，还为这位老师配了一个仆人。但刘大鹏并不将之视为理想工作，自言“为糊口计耳”。其实刘大鹏比另一位同行朋友幸运多了，那位朋友一年教五六个学生，一人交“束脩”1600文，加在一起不过白银十两左右，每个月仅靠一两白银养家。

清朝徽州的生员詹元相，除塾师的工作外，主要投资土地当地主。如康熙四十四年，詹元相“支银四两五钱，买贤生弟楼下埞田租六秤，田皮一秤”，第二年他再将“庄基山田皮五秤”租了出去，得银“一两九钱五分”。詹元相有这样的土地至少11块。所谓“一秤田”，即能生产一秤(9—15千克不等)粮食的土地。詹元相的土地名义上能有几十两收入，但实际很难如数拿到，佃农时常有抗租行为，经常还得打官司收钱。

平头百姓的辛苦钱

那么耕种詹元相土地的佃农，一年忙忙碌碌，到头来能有多少回报呢?江南土地分散，没有什么大地主，“自种租田三五亩”的情况很普遍。对生产所得，佃农与地主通常是对半分。少数情况下，有的佃农能获得全部收成的80%，有的仅能拿到15%，这是由佃户掌握生产工具的多少决定的。如果佃户的农具、耕牛、种子都借自地主，又怎么好意思在年终时多分稻谷?

詹元相的“庄基山田皮”既收两白银的租金，那租户所得也大致相当。这个租户显然不会一年仅种这么一小块土地。张履祥《补农书》说“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而徽州亩产粮食328斤，一个农民年产3280斤，自己落一半，约17石，合白银25两。这还不算家庭中的妇女们，通过织布等副业获得的“外快”。

种经济作物来钱快，古人也懂。福建南靖县的邱双租种了一块甘蔗地，一年租金为白银两。收获的甘蔗后来卖了番银17元，大约合白银14两左右。这么一算，邱双的地租不过是收成的17%。平均下来，一两白银恰是邱双每月的收入。

在绅士、自耕农以外，明清两朝还有工资日结、月结的短工，一干一年的长工。清朝19个省区中，东三省禁止内地移民，人口较少，用工成本最高，通常一年需白银9—15两。内地工资以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为最高，平均一年6—8两，陕西、山东、湖北等大多数地区在4—6两左右，待遇最差的是甘肃、广西、贵州，一个长工干一年只能得到1—3两。这就是说，清朝一个长工要赚一两白银，最少要一个月，最多几乎一年。

短工杂役的薪水比长工多不少。万历年间，宛平县县令沈榜的《宛署杂记》，记录县政府的收支。他说，雇佣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两;有技术的，如“油漆匠、装钉匠”能有—两的日薪。

至于医生，西门庆家请大夫看病，少则给白银二钱，多则有三五两。当医生看来在什么时代都是高收入者。

明清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都在一两白银左右，但因白银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清朝工人的生活水准较之明朝有所下降。

衣食住行真不贵

钱是挣了，一两银子能做些什么呢?

一生用度，无非衣食住行，侯会在《食货金瓶梅》这本书里搜罗了不少实例，展示了晚明社会的生活百态。

先说衣，《金瓶梅》里的常峙节穷困潦倒时，西门庆资助了一笔银子。常峙节给妻子买“一件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一件月白云绸衫儿、一件红绫袄子、一件白绸裙儿”，为自己买“一件鹅黄绫袄子、一件丁香色绸直身”，这7件私人定制服装，再加上“几件布草衣服”，一共花去“六两五钱银子”。

对于这次消费，常峙节老婆说：“虽没便宜，却值这些银子。”这么算下来的话，一件比较好的衣服，大约也要1两银子，也就是今天的500元。真正昂贵的衣服，还要数李瓶儿那件貂鼠皮袄，值白银60两，3万元。

“吃”，《宛署杂记》中记录说，猪肉每斤白银两，牛羊肉每斤两，1只活鸡两，5斤重大鲤鱼两，烧酒每瓶两等。当时1斤约相当于600克。在这种物价标准下，《金瓶梅》里下饭馆都极便宜。侯林儿与陈敬济在酒馆里点了“四盘四碟，两大坐壶时兴橄榄酒”，以及“三碗温面”，总共花了“一钱三分半银子”，也就是两白银，一百多块人民币。

房子让当代人操碎了心，在古人却不叫个事。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说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都住得起两层小楼。其实真相是，潘金莲把钗子卖了十几两银子，“典”下了“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所谓“典”是武大郎从房主那里获得使用权，房主保留产权，可在一定期限内赎回房产。虽不是买，但几千块就能在县城里，几乎无限期地住上独立小楼房，那是相当的划算。

那时的“商品房”，也不会让工薪阶层望而生畏。西门庆帮常峙节买的“前后四间”房，只花白银35两。用明朝工人每月1两的平均工资算，节衣缩食几年，也能全款买房了。当然了，阳谷只是山东一个小县城，房价相对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一定是便宜不少的。

说完了衣、食、住，再看看古人出行的花销。轿子是老爷们出行的必备行头，潘姥姥到西门庆家，给潘金莲贺寿时，租了一顶轿子。潘姥姥进门找女儿要六分银子，付轿子钱。潘金莲听了怒道：“我那得银子?来人家来，怎不带轿子钱儿走!”吵吵半天，最后还是孟玉楼“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才把轿夫打发走。潘金莲还不肯罢休，数落老娘：“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赁出划划的，教人家小看。”其实六分银子不过两，30块钱人民币，明朝“打的”实在不贵。

古人消费多奢侈

当然，古人也有娱乐生活。明末大臣陆文衡在他的《啬庵随笔》里说，万历年间，艺人演一场才“一两零八分”，后“渐加至三四两、五六两”。有一次，陆文衡请人搭台唱戏，已经是“价至十二两”，如果有女艺人参演，要另加“缠头之费”。折算成人民币，6000元就能请几个小明星到家里开演唱会。

如果雇人唱不过瘾，还能直接买到家里来，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潘金莲九岁时被卖到王招宣府里，十二三岁就会“描眉画眼”、“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要买这么一位才艺双全的少女，只要30两。现在几万块一个的越南媳妇供不应求，但在大明朝，15000元就能领一个“潘金莲”级别的美少女回家。

在古人所有消费中，买官恐怕是最贵的。《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贾珍想给儿子贾蓉“捐个前程”，拿1000两银子贿赂太监戴权，买了“五品龙禁尉”。戴公公与贾家关系向来不错，这还是友情价，那“襄阳侯的兄弟”花了1500两才当上同样的官。书中交代，这“龙禁尉”共有“三百员”，是个不大不小的虚职，月薪一两的老百姓如果要买，得省吃俭用一百年。

在流通白银的明清时期，城市中的一个普通人大约每月能赚到一两银子，买大约100千克大米或30千克猪肉，或者一件私人定制时装。在一个普通城市，省吃俭用存上十年八年银子，也能买房，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在我们熟悉的《水浒传》中，经常能里边看到这样的场景：好汉们走到酒馆中，对着店小二喊道：“小二切两斤上好牛肉，再来瓶好酒！！！”紧接着就会扔下几锭银子，小二屁颠屁颠地就给好汉们准备酒菜去了。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怎么样?"父女两个告道:"若能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女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

以上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中的内容，鲁智深要救济金氏父女，李忠只二两银子，被鲁智深给嘲讽了，那李忠真的是吝啬吗？其实鲁智深是错怪好兄弟了，史进是一个富二代，他自然不缺钱，鲁智深是个中级军官，月薪才区区五两，李忠是一个买一走江湖的，天天风餐露宿，没准儿这二两银子是辛辛苦苦攒了大半年的钱，这次全盘拖出，可以说是非常慷慨了。《水浒传》里用银子的场景非常多，好像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好像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银子，银子似乎成了当时北宋时普遍流通的货币。

古代银锭

宋朝之前银子可是稀罕物

但是实际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宋朝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受限于当时的银子开采条件，两宋时期的银子的年产量都相当低。据史料考证，整个北宋白银年产量只有万两到万两左右，北宋人口达到巅峰时期，人口超过了1亿，如果人人都揣着银子去进行日常交易，这点银子根本不够一亿人使用，同时为保边境平安，朝廷每年还要通过现银或者布匹的方式向辽、金、西夏和蒙古提供巨额的岁银和岁次，整个宋朝帝国的军队也需要通过现银进行军费的发放，所以这些客观因素都导致两宋时白银异常短缺。使得白银压根儿就不可能在两宋被老百姓广泛使用啊，当时老百姓手中的散碎银子，多为保值所用，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还是铜钱，宋朝的铜钱以铜为原料，并加工成圆形方孔模样，一枚铜钱就是一文钱，数额大的情况下常用绳子将一千枚铜钱从方孔中串好称为一贯钱，在宋代后期，一贯钱又只等于770文，当时形容富豪的一个词叫做腰缠万贯，可是腰缠万贯的大富商做生意，如果真要要将一万贯铜钱绑在身上也不可能，而银子虽然具备保值的作用，但没有被普遍流通，只用于大额交易和支付。也就是说在宋朝的日常生活中银子并不具备流通的功能，银子必须得兑换成铜钱才行，将银子拿到当地的商行换成铜钱才可进行日常交易，宋朝后期甚至发明了纸质的交子来解决交易问题。

一贯钱

明清银子称为广为流通货币

那这样看来，我们是不是被写《水浒传》的施耐庵给？那其实不然，施耐庵是明朝人，自然而然地按照明朝的货币去写小说。在明朝和后来的清朝，白银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明朝的时候国外银矿大开发，大批的白银从海外流入中国，白银数量变多了，那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比铜钱流传更广的货币。据历史统计，明朝鼎盛时期全世界有差不多一半的白银流入了明朝，当时人们要花银子的话，必须要先验成色，再称重量，破整找零的时候，还得用剪刀将银子剪碎，使用专用小称称量方可，这才有小说中碎银子一说。

碎银子

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历史上到底如何呢？

在《红楼梦》中，刘姥姥看到贾府一餐螃蟹花了24两银子，感叹说这24两银子够小户人家生活一年了；在《水浒传》中，为劫生辰纲，晁盖、吴用邀请阮氏三雄入伙，吴用给了阮小七一两银子，阮小七用这一两银子买了一瓮酒，20斤生熟牛肉和一对大鸡；在《西游记》里面，猪八戒取经路上一共就攒了五钱银子，在黄狮精一回，黄狮精让两个小妖拿20两银子去买猪羊，而小妖却想要偷偷落得二三两银子买件棉衣。在各大名著里边对银子价值描述，那真是非常矛盾，看不出一两银子到底价值多少，甚至在当今的一些电影电视中，就更加离谱，古人似乎动不动就是几十两甚至成千上万两的银子掏出来消费。

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历史上到底如何呢？

按当今银价一两白银大概是220元人民币

有人说很简单，根据现在银子市价计算，截止到2021年7月14日，1克白银等于元人民币，古时候1两大概是现在的40克，经过简单的乘法运算，我们就能得出一两白银大约等于是220元人民币。但是这个答案对吗？

这个显然这是不严谨的，时至今日，银子已经不作为我们的日常货币，银子现在体现的价值只是贵金属金银本身的价值，没有考虑到其他诸如供求关系、物价水平、白银的产量等因素的影响。

古人收入多少？

其实将古代的白银直接换算成人民币应该有一个中间的衡量单位，古时候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政府官员，都得用钱换成米来果腹。那咱们的就先来看看当时各阶层的收入状况到底如何，古代官员一般情况下，除了明朝朱元璋反腐的原因，导致明朝官员表面上工资都少的可怜，大体上历史上这些公务员群体都属于高收入。

郑观应(前排中)是直接认识到王朝危机的人，他送了一部《盛世危言》给京官杨宜治，但杨在日记里却没有提到自己阅读这部书的感受。

光绪皇帝，清德宗，清军入关后第九个皇帝，清皇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光绪5岁登基，光绪元年，即1875年2月。在位最后一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大位33年。光绪年间的两个举人，杨宜治、刘大鹏，前者是各国事务衙门总署章京，后者是山西太原赤桥村乡绅。两位举人，一个是中级京官，一个是乡村绅士。两位举人的日记，前后相接着阅读或者对照着阅读，或者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京官杨宜治

先说杨宜治。杨宜治，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世。籍贯四川渠县，成都长大。同治六年（1867）四川乡试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杨宜治任职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英国股（相当于英国司，不过英国股还管理涉奥匈帝国事务，兼管海关）章京。章京相当于司局级，职衔由从五品至四品不等，中级京官。这一年，杨宜治42岁。按照清朝官制，衙门的职务是，杨宜治的本职在刑部。杨宜治每天在刑部、衙门总署的工作时间大约2个时辰（即4个小时）。上海出版社2022 年12月出版李文杰整理的《杨宜治日记》，其中有《惩日记》，惩系杨宜治的室号。日记起于光绪十三年九月（1887年10月），止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年1月）。这部分日记记录了总署章京杨宜治在期间的日常生活和部分工作。

读杨宜治《惩日记》，我之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宴饮频繁。以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记载天数29天，宴饮有20次。例如：初二日（10月18日），“晴。李仲约师招饮。”初三日（10月19日），“晴。总署英俄股同人招饮。”初九日（10月25日），“风。吴柚农兄、缪小珊同年招饮于陶然亭。”这一天的日记接着还记录：“步至城阙，登高四望。”这一个月里，有4天是一日数饮，分别是十三日（10月29日）、十五日（10月31日）、十六日（11月1日）、（11月5日），例如十三日（10月29日）这一天的记载：“李虹若弟招饮……谭问梁兄招饮……”再看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九月，记载天数30天，宴饮有5次。再以光绪十五年（1888年）九月为例，这一个月记载天数29天，宴饮3次。这3个年头的九月，宴饮最多的有20次，最少的也有3次，可以说没有月份是没有宴饮的，或者是同僚聚会，或者是师尊招饮，或者是同乡宴饮，各种名义都有。除了宴饮，其他的社交活动也颇不少，还是以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九月，祝寿1次。光绪十四年九月，吊唁1次，致贺3次。光绪十五年九月的数字不能确定，因初十日（10月4日）“送殡、贺人婚娶共数处”的记载没有明确数字故，这一个月份单独记录贺寿、吊唁的各有1次。这样统计下来，杨宜治每月的宴饮以及其他各类社交活动，合起来也是颇为频繁，费去了相当的时间。

杨宜治以举人而入职京官，以传统文人的趣味，观字画临法帖也在理所当然之列。仍然以《惩日记》里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九月的日记未见记载。光绪十四年九月的日记，有4天记录了观字谈书法临帖，十八日（10月22日）的日记还特意记录了在什锦坊看到的饼铺一副对联“曾从桓元作寒具，偶从坡老乞诗钩”，并加按语“尚工雅”。这则日记也许可以见出杨宜治俗世里的雅趣。光绪十五年九月的日记，有6天记载了观字写字，二十四日（10月18日）的日记还记录了自己读赵孟頫、苏东坡法书的感受：“……赵吴兴墨迹《》小楷，用笔如疾风骤雨，画面平横，颖锋逼露，又坡书《温公碑》中楷，最初之拓纸墨古厚，点画新显，皆绝品也。”这或者也显示了杨宜治古典文化的修养。

杨宜治的日记里也有公事的记载，继续以《惩日记》里这三个年头的九月作例子。光绪十三年九月日记，记载公事的有2天，其中最末一天的是 河南水灾。光绪十四年九月日记，记载公事的有7天。光绪十五年九月日记，无公事记载。

光绪十三年至十五年，1887年至1890年，这个时候，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几件大事都已经发生过了，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的条约也签了一个又一个：之一次战争（1840），第二次战争（1856-1860），英法联军攻入（1860），中法战争（1883-1885）。国内则太平天国（1851-1864）扫荡大半个南中国，捻军（1853-1868）扫荡华北中原大地。这样多的事情发生过后，我们后来人看杨宜治所处的晚清，常常会想起“内忧交患”“内外交困”这样的词汇。杨宜治的《惩日记》里也记录了当时一些对外交涉的困难，诸如印边境“构衅”事、英国轮船要求上驶川江事，这些都该是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英国股要处理的事。总署英国股的应对捉襟见肘，没有积极的妥善的处置之法，也只是被动地拖延。但即使是这样外交疲沓，也不稍减总署英国股章京杨宜治的日常宴饮、雅集、观帖临帖等等的兴致，真是“晏如也”。也许身处其中，杨宜治没有想到大清会有倒掉的一天。没有我们这样后来的远距离回望观察，所以杨宜治对于王朝危机的认识也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么？

但也不好说杨宜治就没有接触到直接表露危机感的同时代人的著述。杨宜治《俄程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894年12月11日）记录：“郑陶观察来晤，赠《盛世危言》四卷。”陶，郑观应的号。“观察”，清代官制不设观察使，但会雅称道员这类为观察。郑观应其时被李鸿章委以招商局帮办。《盛世危言》于这一年春天写就付梓，表达了全面学习以变法自强的主张。《俄程日记》，始于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止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是杨宜治跟随专使大臣、赴俄特使王之春出访吊唁沙皇而作的日记，也收在了《杨宜治日记》一书里。日记里记录十一月初二日（11月28日）启程出都门至通州，十三日（12月9日）抵上海，然后就有郑陶的会晤赠书。此后的这个出访的日记，没有片言只语涉及阅读郑陶这部新著的。不知道杨宜治有没有阅读，阅读后有何感想。《盛世危言》光绪二十年印的这一版是5卷，不知道为何杨宜治日记里写的是“四卷”。

◎《杨宜治日记》李文杰整理，上海出版社，2022

乡绅刘大鹏

接着杨宜治的《惩日记》，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日记》（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刘大鹏，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晚生杨宜治12年，31年（1942）去世。山西太原赤桥村人。光绪十年（1884）中举。退想是大鹏的室名。《退想日记》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终于31年（1942）。这一部日记跨晚清和，五十余万言，内容丰富，可供多角度研讨。本文仅选其中的一个年头，即杨宜治去世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稍作分析。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1月22日），大鹏到上香，“遇几个讨账商人由东向西行，询之，晋祠生意也，言账难讨之至，到处皆言银钱缺乏，无人不叹困穷。”正月之一天的日记就没有。正月十五日（2月5日），“元宵佳节，吾里左右邻村并无一家社伙畅快人心，则世道之贫穷愈可见矣。”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自大同府至广武，田畴皆是黄沙，虽有禾苗并不畅茂，而树木亦皆稀少，村舍莫不萧条，是以民多贫穷，富者甚寡，为山西北路瘠薄之区。”七月十一日（8月27日），这一天的日记先是说“今日是太谷秋标期，凡生意家来往银两必于今日凌晓归给，一不交还谓之顶标，即不能周行矣。”接下来就说到了不好的消息：“闻商人言银子甚缺，息银较往年长价，将有周行难通之势，殊属可谓。”银钱短缺，利息上涨，商家财务周转不灵，这使大鹏觉得形势很可怕。十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2月5日）的日记里记载了自家一年主要开销，最后是：“入不敌出，此岁暮所以受窘也。”这是这一年日记的最后一篇的最后。全年记载天数44天，5天的日记里都说到了民生贫瘠，最后一天直接说到了自己家的窘迫。大鹏是太原赤桥村乡绅富户，家有田产，还有开矿业和匠作铺，而岁暮叹穷，则一般人家生计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生艰难是这样的情形，大鹏日记还记录自己对世风的感慨。这一年二月大鹏到京城参加会试（维强按，大鹏此次会试亦未中），三月初二日（3月23日）的日记记录对京城的印象：“风华靡丽莫甚于京都，即有朴实俭约者，反群焉讥诮之，谓是背时趋也。”这一年距杨宜治《惩日记》又过了近十年，而京都风华靡丽不减，这样的风气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杨宜治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0年1月19日）的日记里所记：“大寒节。诸债麇集一岁，入不敷出甚巨。”宴饮、雅集等等社交活动过于频繁，费银太多，夫人病故，自己又不善理财，年终也就难免手头局促。又或可推测，光绪年间，京城的习气官风也没有什么变化。十二月初三日（1899年1月14日），大鹏写太原：“近闻明火大盗横行，其案层见叠出，前三日大常镇拿获三盗，皆直隶人，以卖豆腐脑为业。……若辈于每岁暮明火挟盗而归。”直隶人到山西做小本生意，要过年了，就明火劫盗回直隶。十二月十六日（1899年1月27日）的日记写道：“吾邑山长常嫌束脩金之寡，初来时才一百六十金，既而加四十金，今岁又嫌少，可谓贪心无厌者矣。邑之士不谓之贪而反求官绅抽款加脩金，其无谋亦可谓甚矣，风气之贪日甚一日，人皆罔然不知也。”“山长”即书院主要。接下来，大鹏就作出了一个断语：“学校之坏由师生不潜心讲学也。”

大鹏这一年的日记也记录了自己在参加会试的会试见闻和自己游历的感想。比如三月十四日（4月4日）的日记里有一条：“会试场与乡试场之称呼不同，乡试场中一切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先生’，会试场中一切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其他几天的日记记录了各场试题、各省取中进士名数等。三月十六日（4月6日）会试结束，大鹏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话：“卷已全完纳都堂以献春官，中与不中亦惟听命而已。”会试结束，发榜之后，三月二十九日（4月19日）大鹏拟和两位同年游天津，日记中说：“以开眼界，盖因永定门外新修铁路，火车已行，甚觉方便也。”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大鹏与同年游天津6天后，在日记里写道：“浅陋耳目颇觉扩充矣。”这些也说明大鹏不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也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愿意开阔自己眼界的——当然这也得是在他的“认知图式”所能容纳的范围或“格式”里。

顺带说一下，大鹏日记自光绪二十年春至光绪二十四年，均无片言只字说及《盛世危言》一书。据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向光绪皇帝推荐这部书，光绪帝读后加朱批命衙门刷印2000部，分发给臣属阅读。盛宣怀后来写给郑观应的书信里也说到光绪帝命衙门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这件事。但这几年的大鹏日记里未见有 这部书 ，或者也可以推测，郑观应的这部著作在当时中国实际上所起的影响也不一定有太大？

◎《退想日记》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杨宜治之死

大鹏的日记，于经济民生世风学风均有记载。而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六月，已在这一年三月升任各国事务衙门总署总办章京（职衔四品至三品不等，仍然是司局级）的杨宜治病逝了。 他病逝的原因，他的家乡渠县民初纂《渠县志》说是“外交益亟，宜治竟以忧愤国事不起”（转引自李文杰《衙门章京的日常生活与仕宦生涯》）。家乡人为这位在外做了大官的“乡贤”作了很正面的解说：宜治忧国忧民而至病故。

这个乡亲们给的解说一般看看也可以场面说得过去。但杨宜治总署里的上司不这么看。张荫桓，当时就是杨宜治的上级，各国事务衙门总署大臣。中华书局2022 年1月出版任青等整理的《张荫桓日记》，张荫桓日记里有另外的解说。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的日记里张荫桓写道：“叔平曾言虞裳要上堂办事，又屡漂通副、常正、宗丞（四）【三？】缺，其病愈不能解。”叔平，衙门大臣翁同龢的字，翁同龢这一年的四月免衙门大臣职。虞裳，杨宜治的字。“上堂办事”，即由章京升任大臣，由司局级升任省部级。“通副、常正、宗丞”即通政使司副使、太常卿、宗人府丞，都是省部级。“漂”，即落空。张荫桓这段话举了通副等3个职位，不知道为何写了“四缺”而不是“三缺”。张荫桓这段话意思是杨宜治想从司局级升任省部级，屡屡落空。因为这样，所以杨宜治的病就愈发不能好转了。这哪里是忧愤国事，简直就是因为个人不能从司局级升到省部级而心中郁结以致病情加重了。

整理了《杨宜治日记》的李文杰，以为杨宜治的一些外交见解，“昧于形势”。这也许也可以表示衙门英国股章京以及升迁了总办章京的杨宜治，对外交涉事务，没有够得上可给予表彰的知识学识、业务才能和业绩。《渠县志》解说杨宜治病故的原因有没有直接的史实 ，无据。张荫桓是杨宜治的，李文杰 里还征引了与杨宜治同为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写给总署另一位章京沈曾植的信，信里也有这样的句子：“虞裳恐难如愿，现病甚剧。”这个旁证未始不可以加重张荫桓日记所写的原因的分量。前举李文杰的论文倾向于张荫桓日记所写的杨宜治病故的原因。举人、京官杨宜治在光绪二十四年因升职屡屡落空而郁郁而亡，举人、乡村绅士刘大鹏这一年的日记，虽然也记录了自己会试不第，但没有因此郁郁在心反倒是仍然 乡里民济、世心。

杨宜治《惩日记》是不是可以表示中级京官及其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晏如也”的缩影呢？刘大鹏《退想日记》至少也说明在广大的乡村里，乡绅阶层中也还是有关心国是民瘼的，虽然有时头脑清楚，有时受认识的局限。乡绅刘大鹏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乡村的凋敝，世风的溃败。京官杨宜治的日记里，我们则看到的是“晏如也”的社交。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末“公车上书”的反倒是地方士子，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不能够成功。

周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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