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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我是你的永远不会走
本人大一萌新,深感山东大学之大,一届又一届的学子毕业在不同的领域中耕耘,也走出了不少的名人。
山东大学的数学系是首屈一指的厉害,当然也人才辈出。彭实戈,中国金融数学第一人,实打实的厉害,他曾受邀在第26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是国际数学奥运会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数学家。在现代的数学领域中,彭实戈教授是不能不提的“大数学家”,他荣誉加身,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金融数学领域的先行者,不仅是在国内,在国际上彭实戈院士的名字也是响当当的好,他的科研成就有以彭实戈的名字命名的“彭一般原理”、“彭最大值原理”以及他所开创的新领域包括: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即“巴赫杜(Pardoux)-彭方程”。
往前数还有潘承洞院士,他对哥德巴赫猜想有着深刻的研究,同时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解析数论方面,潘承洞成绩卓著,受到了国内外数学家的一致高度评价。
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当时汇集了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等著名的八大教授,并称为"八马同槽"。一大批历史系的知名学者创办了《文史哲》报刊,以相当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使山东大学形成了以文史见长的特色人文学科。
进入山东大学,努力学习,相信你也会成为名人!
嗨先森你的苏菲掉了
尽管楼主刚刚步入山大一年,但对于山大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所以还是比较清楚地知道山大历史上有哪些名人的。
当然了,由于一个人的认知总是有限的,所以楼主可能只能够给大家写一些楼主知道的,以及楼主感兴趣的一些人物。
这是一对学术伉俪,关于他们的佳话也在山大久久地流传着~
冯沅君(1900年—1974年),女,河南省唐河县人,现代著名女作家,中国古典文学史家,大学一级教授。原名冯恭兰,改名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与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地质学家冯景兰为同胞兄妹,丈夫是著名学者陆侃如。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陆侃如(1903年11月26日—1978年12月11日),原名侃,又名雪成,字衍庐,笔名小璧,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的一个爱国士绅家庭,著名学者。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4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一年级时便出版了《屈原》,大学毕业时又出版《宋玉》一书。研究院毕业后,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授,并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述甚丰。他与夫人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是第一部开创性的影响较大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已被译成英文和罗马尼亚文。
爱情与“诗”都拥有,这多么令人动容啊;学术与爱情,这又多么令人向往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进入非常辉煌的时期,汇集了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等著名的八大教授,并称为“八马同槽”。其时也,杨向奎等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为一时之盛。八大教授以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重大学术话题开端发皇,因切中时代变迁而引领中国学术潮流,并由此形成“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并重的学术家风,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当时的历史系还有丁山、赵纪彬、吴大琨、许思园、刘敦愿、韩连琪、卢振华、徐绪典、孙思白、华山、蒋捷夫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创办了《文史哲》(杨向奎先生为第一任主编),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山东大学赢得了“ 文史见长 ” 的盛誉,享誉海内外。 [1]
2011年10月15日,值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山东大学历史学“八大教授”群雕在山东大学“文史楼”南面落成。这意味着山东大学的“文史见长”、史学传统和史家风范,有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诠释
“文史见长”,学术之风,使人每每经过,都要凝目注视,传达敬意!
华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中国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人,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园,曾用名刘少陵、林少侯、潘鸿文,笔名林石父(一作林石夫) 、华石修、晓风、方衡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
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株连被捕,1972年5月17日于济南市山东省监狱去世,1980年平反后,骨灰安放于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
华岗先生于1951年2月受任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华岗先生一生经历磨难万千,并在此中成功译出《共产党宣言》,开创了六个第一,是山大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人!
楼主对于山大的名人的了解远不仅此,但囿于篇幅,就只给大家展示楼主最为记忆深刻的三位。
剩下的历史,就留给大家慢慢地来了解哦~
图|楼主高糊的相机 及 网络
爱我别走寸步不离
作为工科生,我听得最多的还是和我专业有关的一些名人。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厚健,1982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电子系。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青岛电视机厂厂长,先后被评为青岛市、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原电子工业部优秀企业家并被授予“金牛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就是这样一位牛人,曾经在我脚下这片土地读书。
还有就是薛其坤、郭雷两位院士,薛其坤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曾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郭雷院士也是出生于山东,是控制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他长期从事系统与控制科学研究,特别是随机与不确定性动力系统的估计、滤波与控制理论等。(虽然作为本专业的我都听不懂,但是这些发现对自动化的影响很大。)
除此之外,山大历史上还是有很多名人的,从著名文学家闻一多、老舍、梁实秋,历史学家华岗、杨向奎,科学家王淦昌、童第周、潘承洞、邓从豪、刘先志,到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国学大师季羡林、著名诗人臧克家,再到国家财政部长项怀诚、年轻院士张运……他们每一位都足以成为山大熠熠生辉的“名片”。
悍夫哟萌妻哟
美国,还有欧洲的经济危机由争议最终还是变得无可争议。 此次金融危机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两房事件、7000亿美元的美国金融救援计划,再到澳大利亚、欧、亚、拉美,及众多亚洲国家纷纷向金融机构注资,最后到欲召开全球金融峰会寻找对策,充分显现了危机的全球性。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它将成为美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此次危机破产、倒闭或出现巨额亏损的许多金融机构,直到昨天还被我们视作“基业长青”的楷模。 全球如此大面积、大规模、深度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是几个人云亦云的原因就能解释通的,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角度,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剖析、检讨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此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是次级按揭,但成因是多方面的。金融业本来是实体经济的中介,今天却成为了虚拟经济的中介。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行等互为中介,互相放大风险,利用金融工具和产品的高杠杆比率,成倍制造货币、资产、资本泡沫。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近则是金融业产品设计问题,中则是混业经营问题,远则是金融发展观和价值观念问题,甚至是人类的生存哲学问题。 当代主流金融观和经济发展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以金钱为目标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观不矫正,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还会出现,其破坏力将会更大。 混业经营、做大做强是问题的开始 混业经营(又称“综合化经营”),是导致金融业无限扩张和垄断性金融集团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金融机构一开始都为分业经营,日本和美国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混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初始理论和动机是增加盈利渠道,分散单一业务产生的经营风险。然而,结果并未导致金融机构整体效益的增加,更未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混业经营下,金融机构的投资冲动更加强烈,机构内部的股权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一个集团旗下的母公司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单向持股或互相持股,各项业务的风险不仅不能实现对冲,反而会使风险互相转移,产生叠加和放大。专业分工的消失,金融风险不论对金融公司,还是对于监管当局,或是对于整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变得更加不可控。 中国在经济上一直都向美国看齐,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后,中国相关理论和依据开始出现,一进入21世纪,即打开了混业经营的大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仅没有丝毫的警惕和犹豫,反而将危机形势视作扩张的良机,许多机构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雄伟的混业收购和兼并计划。 另一方面,“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是导致金融乃至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呢,根本的一点是金融企业,尤其银行是负债经营,要无限扩张,就要不断增加负债规模,此后又要无限增加资产规模,资产规模到一定程度,受资本金比例的限制,又要用各种行外或社会融资方式补充资本(由于急于扩张、快速扩张,银行几乎从来不采用自我补充资本金这一稳健的形式),如此循环无尽,这对社会贷款增量、证券市场的态势、社会经济的走势产生了一波波影响。由于银行上述行为的动机是使自己做大做强,所以社会效益如何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在资本金比例上,中国的银行奉行的是最低标准,即以8%的底线运作,欧美和亚洲的一些银行,底线则在12%左右。仅此一点,风险就大了很多。 银行的扩张在市场争夺方面表现突出。如近年国内银行在个贷,尤其是个人住房按揭的市场竞争,已达到血染江河的惨境。对于推销个人住房按揭产品,银行的指标经过层层分解后是逐级放大的,有的分支机构甚至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搞定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一些银行把对客户经理的培训计划用猛兽来命名;在住房按揭的政策执行上,部分银行变通规避监管机构的相关政策,如零首付、转按揭等。 做大做强方面,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家商业银行愿意做地区性的银行,一个诞生在省辖市的商业银行,都提出要跨省设立分支机构,都有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宏伟目标。而在美国,区域或地区性的商业银行有近8000多家,它们乐于为本乡本土服务。 银行的做大做强也导致了经济泡沫、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导致了经济的非自然、非需求波动。 以房地产泡沫为例,老百姓的存款通过银行,化作地产商的开发资金,然后,很多老百姓却透支几乎一代人光景的未来收入买一所房子,银行支付给存款人的价格又是负利率,这个金融运作的残酷游戏,大部分存款人是不知真相的。按《理财周报》2008年4月的一文统计,沪深两市105家上市地产公司的平均资本负债率,其中最高的达,也就是100块钱资产中有89块钱是从银行借来的。 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在自营贷款总额的占比,即使在风险意识比较强的银行,也接近30%,如果算上以房产作为抵押物的其他贷款,其涉及房地产的贷款要接近50%。 在社会学领域,对大多数事物来说,真理原本很清楚。而许多事物的真理之所以变得扑朔迷离,是因为真理变成了各方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或经济诉求。大量的真理一旦失去了本质,即演变为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代名词,社会危机就会出现。 高管巨额薪酬是问题的动力 目前,对于金融机构高管的巨额薪酬制度,人们多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角度来进行抨击。在美国,金融机构如证券交易所、投行和综合性银行,年薪过亿美元的高管并非凤毛麟角,几千万美元的也比比皆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目标在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领域进展迅速,许多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近几年达到了一年一倍增或双倍增。 金融机构高管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化,拿自己和美国的某家机构类比;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引进境外高管拉升自己的工资。金融机构内部的薪酬差距一般达200倍左右,如果计算获得的补贴(可报销费用)更高。从上市公司年报和其它方面披露的数据看,整个金融行业,以最高的6000多万和最低的5万相比,就是超过1000倍的差别。 讨论金融界高管的薪酬,并非为了讨论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不是简单地讨论这个问题。这里要说的是,金融业高管的巨额薪酬导致了金融机构的无限扩张,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经济秩序紊乱,以致社会动荡。因为,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一般与所在机构的规模、总资产和利润总额挂钩,这是一个基础因素。要高薪吗?必须扩大规模,增加利润。薪酬还要再高吗?必须再扩大规模,增加利润,如此往复,没有止境。怎样扩大规模呢?增加网点,扩大客户群,增加存款;怎样增加利润呢?多放贷款,多做中间业务。以上是银行的情况。保险业是增加险种,多卖保单;证券公司则是扩大客户群,提高客户的证券成交量,多保荐企业上市等等。 金融机构互相拼规模,拼产品(即“创新”)、拼利润,年度利润可增长200%以上,而实体经济的增长仅仅几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正常吗?由于当代金融机构掌握着国家、社会法人和自然人的货币财富,即控制着社会上大部分流动性,如此疯狂追逐利润,无疑会造成经济的强力膨胀和随后的泡沫崩溃。 然而,发生金融风险对已有巨额资本的金融界高管来讲,几乎没有损失,当年的薪酬甚至都不会减。从更高的政治层面分析,超大型金融集团或企业集团,尤其是垄断型、主导型的巨型跨国集团是可以影响并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甚至全球政治的。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奖金有一定关联,因为奖金刺激了高风险行为。这就像出钱让他们赌博,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携巨额红利走人;而当事情变糟,就像现在那样,他们不用共同承担损失。即便他们失去了饭碗,他们仍能带着一大笔钱走人。给奖金封顶的做法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奖金与长期业绩挂钩的机制。 他开出的药方是: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应先由第三方托管10年,如果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四年出现业绩亏损,奖金也将相应削减。 金融衍生品是问题产生的工具 金融扩张和财富敛取需要渠道和工具,各色衍生工具和产品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发展期权和期货开始,到90年代初期摩根大通设计出CDS(信用违约掉期),华尔街产出了层出不穷的复杂金融衍生品。其结果是,大部分产品开始和金融的初衷背道而驰,一是想方设法从投资者兜里掏钱,二是金融各行业互为利用,互相交易,互相攫取佣金和利息,使金融业狼烟四起,社会经济随之动荡。金融衍生品已成为金融机构掠夺社会财富的有效工具和手段,次贷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比如,被我国金融专家视为重要创新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ABS),设计者称其是为了分散银行风险。银行的意图是将信贷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一并转移到社会。我们把银行的动机和对社会经济实体产生的影响放在一边不论,先看银行实现转移风险的成功一跳后干什么?银行卖出信贷资产后所得获得的资金肯定大于自身所付成本(既然是有利于银行自身的产品创新,亏本肯定是不干的),这笔钱还是继续放贷。此时,银行等于将一件物品卖了3次:第一次发放贷款给企业是首卖,贷款利息就是价格;第二次是卖给社会;第三次,在获得资金后还是卖给企业。至此,社会的信贷总量已增加一倍多,商品价格由此推高,资产泡沫、资本泡沫随之产生。 历史告诉我们,与科学、医学、工业、艺术产品的创新根本不同,金融产品的创新一开始就是为了自身赢得更多的利润而设计,衍生产品的设计尤其突出。这一差别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职业属性或职业本质使然。现在,连推崇并以金融衍生产品为生的金融家,都开始认识其罪恶的本质,对冲基金Seabreeze Partners Management主席Doug Kass称美国金融市场过分杠杆化是这场金融灾难的原因。他说,每1美元股本杠杆比率高过30美元,只要资产值回落4%,便可令股本消失。 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加上复杂的交易程序,形成复杂的虚拟资产,贝尔斯登在被摩根大通收购时,甚至算不清值多少钱,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极其复杂,该用哪些尺度去给它估值?当事双方谁也说不清。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资本会计核算本身就存在风险,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的游戏性显现得非常清楚。 这次金融危机中,为什么这么多老牌银行在有资本充足率约束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仍会顷刻轰然崩塌?原因就是在资产证券化及金融产品高杠杆化的情况下,金融最基础的支撑——诚信和信誉——遭到无端践踏;资本充足率等各种约束均名存实亡,会计核算失灵、失真;已经国际化的金融机构由于混业经营,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高速传导、扩散,流动性变得高度脆弱。整个金融体系变得不堪一击,因为它不像传统存贷业务,有实体经济需求和支撑。 有关金融衍生工具和衍生产品的交易量,以及名义本金的统计,由于大都是表外业务,相互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关系和不透明性,统计非常复杂和困难,国际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可以进行完整、准确的统计。 有不完全统计显示,全球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交易总额,1999年为100万亿美元,2007年近677万亿美元,其中场内交易量80万亿美元,场外交易量596万亿美元。Fitch统计,2006年仅信用类衍生市场就达到了50万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3年至2006年增长了15倍。CDS市值为62万亿美元,在2008年前的7年中,增加了100倍。 有资料统计,仅贝尔斯登经手的衍生产品场外交易就有100万亿美元,在被JP摩根大通接管前自身还有90000亿美元。AIG涉及的CDS金额也高达4460亿美元。 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18日,全球被蒸发的财富约万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衍生产品,全球经济在万亿美元的区间玩了个蹦极,其对自然人、企业和社会的破坏作用无论怎么计算都不过分。 今天,金融创新产品大部分都是衍生产品,并且大部分是N次衍生产品,它们能够不断变换组合。如,CDS不仅包装信贷资产,还包装五花八门的各种金融产品。只有很少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设计人和使用人(不是利用这些产品和工具的投资人)才知道它们的风险所在,众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也是不明就里。原因就是其“技术”含量高,“程序”复杂,被认为是少数精英的行为。 2008年5月,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股东大会上这样评价CDO:弄懂CDO的一个证券,需要读75万字的报告。银行发明的这种以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组合的金融衍生产品简直是疯狂的。 日本《经济学人》称,“这是一个尾巴指挥脑袋的年代,尾巴指的是金融经济,脑袋指的是实体经济。全球存款加上包括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产已经达到实物资产(名义GDP)的倍,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前者只有后者的倍。” 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告诉我们,现在是一个思想过剩的年代,思想过剩对金融业尤其可怕。 以一家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为例,其公司业务的产品多达150种。在零售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方面,产品更是不计其数,有一家银行仅其中的受托理财业务,就有800多个产品。这都是思想过剩,精力过剩的表现。在金融领域,一定要警惕思想过剩产生的危机。 金融业食利特征导致的金融产业的无限扩大,近年连美国金融界的高层人士也忧心忡忡,尤其对投资银行过度发展,经济和金融专业的高才生纷纷投身投行业感到担忧。一个社会,那么多的人不从事实体经济,不进行科学、文化和艺术创造,而蜂拥在所谓的投行、基金等投资领域,又不是实业投资,而是虚拟投资,玩“资本运作”游戏,天天想着用虚拟的产品在虚拟市场攫取社会财富,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的怎么不会将临? 金融业的过度“发展”,金融观念不矫正,金融扩张不停止,多次衍生工具不废除,终将牵引社会经济进入死胡同。如果不加干预,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将按照跨国金融垄断资本的目标发展,这结果十分可怕。对此,政治家、社会学家甚至经济学家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格林斯潘、保尔森、伯南克、中国金融界的高级官员,及许多经济学家都发表过类似言论——说得最多的是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 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角度审视当代的金融业。虽然金融业近十年来引入了风险控制和内部控制的观念、手段和方法,但远不足以抵消其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向错误所带来的灾难,同时对于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也丝毫没有帮助。因此,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讲的,是一场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小概率事件,而是当代金融业发展的必然。 端正金融业的发展思想和观念,规范金融业的行为,像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一样,金融风险的控制也需要全球化。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从思想观念和宏观方面寻求出路,即要树立正确的人类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观。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等,并不是准确评价人类发展状态、方向的正确概念和指标。发展不是扩张、垄断和控制的代名词。发展和存在的关系要有机统一,科学和谐型发展、环境友好型发展、社会友好型发展、和平共处型发展、互利互惠型发展、幸福存在型发展,才是人类正确的社会观。发展不是人类生存哲学的首要命题和根本命题,和谐的存在才是人类生存哲学的根本命题。 在行动上,要逐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各国可根据国情对超级垄断型金融机构概念和尺度进行界定,要制定法律,限制其无限扩张,遏制垄断型、主导型的超级金融集团出现。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可以就限制金融垄断专门立法。 二是联合国在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方面应担负最高的国际责任,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要对防范全球金融风险进行国际立法,不允许有跨国型垄断金融集团出现。制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共同遵守的金融规则。各国,首先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金融业及金融机构要端正金融观,矫正畸形发展思想,不输出金融风险。 三是IMF的职能要重新定位,要担负对各国金融行为的监管和全球金融风险的防范职能和金融争端的裁决职能,有对成员国违法金融行为的控制手段和有效的惩罚手段。 (作者为国内某商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原文22000字,有删减) 个人观点是:投资银行过分忽略了系统性风险(几乎每个投行的数理模型都是以不考虑系统性风险为假设前提),从而过度地去金融创新,放大了风险,并在一个房市契机下不约而同地暴露了风险。说道发展路径,也许上面的文章有点引导性的启示,但是现在的情况下,谁能预料它会怎么发展下去,个人还是相信投行还会慢慢发展的,毕竟它的初衷是服务于实业的,只是后来变得脱离了。现在的状况应该知道吧,美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什么投行业务了,第3,4,5的投行该倒的倒,该被商业银行收购的收购,第1,2的投行向商业银行业务转型~~~
落寞的孤辰乱了谁的发梢三生的河畔许了谁的流年
作为一名大二老生,对山大历史还是了解很多的,要说到山大走出去的名人那可多了去了。从文学中的大家,比如老舍,季羡林等等,到理科中的童第周,王淦昌等等;不仅有学术上名人,还有为新中国建立奋斗的老一代革命家,比如罗荣桓。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不仅仅于此,山大走出去的名人多了去了。
1、薛其坤教授——现清华大学副校长
材料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院长。薛其坤教授1980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1984年7月毕业后进入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之后出国去日本东北大学,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学习。主要研究方向是扫描隧道显微学、表面物理、自旋电子学、拓扑绝缘量子态和低维超导电性等。就在今年我还参加了他主讲的讲座,在讲座上他称呼我们是学弟学妹,这样博学而且平易近人的教授实在是我们山大的骄傲啊!
2、郭雷院士——控制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2年郭雷院士从山东大学数学系(山大数学系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毕业之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郭雷院士长期从事系统与控制科学研究,特别是随机与不确定性动力系统的估计、滤波与控制理论等。(咱也不知道是啥,也不敢问啊。反正很厉害就对了!)
山大名人绝不止这些,怎么样,想像他们一样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吗?那就来山大和我们一起共建山大的辉煌吧!
主席赶紧的拆了学校
杨淑君,女,1957年生,河北辛集市人,现任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院长,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教授,硕士生导师。1982年获得河北机电学院工学学士,1993年获得北京科技大学工学硕士;2005年获得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自1987年至今在河北经贸大学任教,从事管理学、会计学教学与科研,历任河北经贸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2006年河北经贸大学教学名师,发表高层次学术文章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教材8部,主持省、部级管理学科研究课题7项,获得省级社会科学成果、教学成果奖5项。 袁振兴,管理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会计学院副院长。中国会计学会财务与成本分会理事,河北省会计学会理事,河北省某集团公司的财务顾问等。主要研究方向:会计和财务管理。近年来在《会计研究》、《财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专业论文30多篇,主持或主研国家级课题3项,主持或主研省部级课题10多项。出版专著两部。主编或参编教材5部。 申富平,男,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现任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会计学院教授、会计学硕士生导师。兼任河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专家咨询组成员,河北注册资产评估师协会常务理事,河北注册会计师协会名誉理事。曾任第六届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中方专家组成员,中国中青年会计成本研究会理事,河北省税收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理财、公司治理等。近5年共主持省级项目6项,参与8项;在《审计研究》、《财务与会计》、《会计之友》等发表论文50余篇。编著5部。其中,《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论点摘编郭立田,男,59岁,教授职称,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优秀教师。曾任河北财经学院教务处长,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河北经贸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长、学位办公室主任。曾兼任中国审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教授会理事,全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会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河北省统计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正高级经济师、会计师评委会副主任委员等。现兼任新联合产业研究院院长、某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崔国萍,女,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197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经济系会计学专业,研究方向为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为本科生主讲会计学、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课程,为硕士生主讲管理会计理论课程。主持河北省社科研究课题五项,参研国家级课题两项,主持和主研河北省教育厅等厅级科研和教学研究课题六项。出版专著两部,主编和参编教材多部,发表论文40多篇。 杨俊峰,女,硕士研究生, 教授, 硕士生导师,河北省内部审计协会理事,河北省教育审计学会常务理事。自2001年起招生,已开课4门;到2010年,指导审计方向硕士研究生31名(在职生7名),22名(在职生4名)毕业并取得学位。主持河北省科技厅等的教学、科研课题8项,其中软科学项目2项;主研国家冶金工业局重点科研项目等10项;参与14部专著、教材的编纂和撰写,发表论文30余篇;曾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李桂荣,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管理学博士,会计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省级精品课程《中级财务会计》负责人。河北省财政厅会计咨询专家;全国财务总监资格认证培训专家;理财规划师资格认证培训专家。主持、参与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多项,发表会计学专业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教材7部,获省级优秀社科成果奖2项。多次为省电力公司、省国税局等单位进行会计专业培训,在河北省会计界享有一定声誉。 马莉,女,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执业注册会计师,河北省审计学会个人会员;全国财务总监资格认证培训专家;九三学社社员,系河北康龙德会计师事务所专家委员会委员。常年会计中级职称、注册会计师考前培训。担任石家庄企业家协会、华北制药、石家庄东华化工集团等单位财务顾问;主持河北省科技厅、教育厅、财政厅4项、主研河北省交通厅等单位的6项课题;出版著作及教材10部;在《税务研究》等核心及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谢振莲,女,1965年10月生,天津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河北省评标专家。两次荣获河北经贸大学“双十佳”青年教师荣誉称号。先后担任财务管理学、财务分析学、中级财务管理、高级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理论专题等专业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会计管理和财务管理理论等。先后主编、副主编、参编著作、教材十余部,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或参与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王砚书,女,出生,管理学博士,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为研究生主讲《管理审计》、《内部控制研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审计》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实践,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参加工作以来,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参与编写教材5部,独立出版专著2部;主持或参研省级以上科研项目10项。11年是第四版 应该变化不会太大的 资料可以在网上买到 我有去年全套的资料 如果有意要的话 我可以低价转让给你 我是11年考的那个专业 你 要做好心理准备 考的人太多了 要好好努力学啊 加油 祝你成功
他闲我丑
已经算不上萌新的萌新回答一下,咳咳
山东大学出过许多名人,他们如今都是各个领域的大牛。
《济南的冬天》想必小学都是背过的,它的作者老舍,是杰出的语言大师,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老舍与历史上的山东大学渊源颇深,1930年到1936年间先后在齐鲁大学与国立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8月老舍重回齐鲁大学,1946年山大曾邀请老舍重回山大执教,老舍也有此意向,无奈当时在美国讲学,只能作罢。事实上,老舍在齐大、山大的这六年正是写作高峰期,老舍的很多作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或者构思的,他的两篇文章《青岛与山大》《非正式的公园》讲的就是就是他与山大的故事。
曾在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童第周,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通过对两栖类和鱼类的研究,揭示了胚胎发育的极性现象;通过研究文昌鱼的个体发育和分类地位,在对核质关系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1963年首次完成鱼类的核移植研究,为20世纪70、80年代国内完成鱼类异种间克隆和成年鲫鱼体细胞克隆打下基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进入非常辉煌的时期,汇集了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等著名的八大教授,并称为“八马同槽”。“八大教授”群雕于2011年在中心校区“文史楼”南面落成。它将以一种全新的艺术诠释山东大学的“文史见长”、史学传统和史家风范。
1930年8月,闻一多先生应杨振声校长的邀请,来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虽然海滨两年,一多先生没有诗,但一多先生的精神却是一个大海,在极端严肃而静穆的状态下,他无声地容受着、润育着、酝酿着。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海洋大学内,有一座被命名为“一多楼”的小楼。它的旁边,还耸立着一座闻一多的雕像,现在山大兴隆山校区内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多广场,这些都寄托着人们对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之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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